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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决策与为他人决策存在差异

 

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要为自己决策外,还可能为他人进行决策。比如,金融机构的管理者需要推测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医生需要为患者做出治疗方案选择的决策、咨询师需要为来访者提供可行性建议等。大量的研究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着自我—他人(预期他人或为他人)决策偏差,即自我—他人决策差异(self-other difference in decision making)。

关于自我—他人决策的差异已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显示,自我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加冒险。例如,刘永芳等人的研究发现,个体在获益条件下,自我决策比预期他人决策表现得更加“风险寻求”;Dore、Stone和Buchanan的研究也支持为他人决策比为自己决策更加“风险规避”;Guo等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自我决策时更加冒险。另一些研究发现,自我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加保守。研究者发现,当进行异性交友决策时,个体为他人决策比自我决策更冒险。刘永芳等人使用与Hsee和Weber相似的金钱决策任务研究自我—他人决策的差异,研究结果支持个体为他人决策时更加冒险。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形成机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存在差异的心理机制

建构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认为,个体对他人的建构方式可以分为低水平的建构和高水平的建构,个体与他人的心理距离会影响个体对其的表征方式。个体使用低水平的建构对心理距离较近的客体进行表征,在表征过程中多关注具体、表面的信息,使用高水平的建构对心理距离较远的客体进行表征,在此过程中多关注抽象、本质的信息。徐惊蛰和谢晓非的研究结果显示,个体在为自己决策时更加关注选项的可行性程度,而为他人建议时更多地考虑选项的价值。例如,现有两张超市的购物券,一张购物券面值为100元,但是超市离得较远,需1小时才能到达,另一张购物券价值20元,但是步行5分钟就可到达。结果是个体为自己选择20元的购物券,而建议他人选择100元的购物券。针对这一结果,研究者们进行了建构水平角度的解释,认为由于心理距离的存在,个体采用低水平的建构表征自己,因此更关注可行性方面,采用高水平的建构表征他人,因此更加关注目标的价值而较少考虑可行性,即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是由于心理距离远近导致的建构水平不同而产生的。

调节聚焦理论(Regulatory-focus Theory,RFT)试图从个体动机的角度来解释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该理论假定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会采取两种基本的动机取向:防御型聚焦(prevention focus)和促进型聚焦(promotion focus)。前者对消极结果的出现和消失更加敏感,后者对积极结果的出现和消失更加敏感。Polman的研究发现,防御型聚焦是个体为自己决策时采取的动机取向,使得个体关注事件的消极结果;而促进型聚焦是个体为他人做决策时采取的动机取向,使得个体关注事件的积极结果。同时,Beisswanger等人发现,个体为自己决策时对自己的选择给出更多的负性/消极原因,为同性朋友决策时对自己的选择给出更多的正性/积极原因。

从情绪的卷入度和情绪本身出发也可以对自我—他人决策差异进行解释。在情绪卷入度方面,人们在决策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如后悔、自责等,个体在自我决策时的情绪卷入度会影响自我—他人决策的差异。例如,Beisswanger等人认为,由于自我决策时的情绪卷入度较高,因此,个体在自我决策过程中,为了避免体验到不良情绪而在决策后表现出比为他人决策时更多的验证性偏差。自我—他人决策差异除受到卷入度的影响外,还可能受到情绪本身的影响。研究者认为,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可能诱发了不同的情绪而产生了自我—他人决策差异。例如,Baumeister、Stillwell和Heatherton认为后悔情绪分为自我后悔和他人诱发的后悔(主要是内疚情绪)。他们认为,自我决策时,个体为了避免由于“作为”引发的后悔情绪,更多做出“不作为”的行为,而为他人决策时,个体担心不好的决策结果会导致他人责问自己,为了避免不作为而引发的内疚体验,个体会更多地选择有所作为,而较少表现出忽略偏误。

基于理由的决策假设由刘翠翠等人于2013年提出。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常常会搜寻或者建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决策,用来说服自己或他人。该理论认为自我和他人决策时不仅关注最终的决策结果,还会关注支持自己决策的理由,以此证明自己决策的合理性,也可避免因决策失误所带来的问责。这一理论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

基于自我提升的假设(self-promotion hypothesis)是刘永芳等人于2014年从自尊的角度提出的,用来解释自我—他人风险偏好的差异。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风险决策不仅是简单的金额与概率的计算过程,实际上在此过程中隐含了个体更深层次的愿望和动机。人们之所以选择冒险,是因为要维护自尊和良好的自我感受,不再单纯涉及金额和概率。在风险决策中,个体需要在得失、成败和自尊三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对个体而言,冒险的价值取决于决策的结果是否与个体更深层次的自我提升相契合。

以上几种理论从认知、情绪、动机等视角对产生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心理层面的阐释,得到了相应实证研究的支持,丰富了有关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理论。

存在差异的脑机制

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ERP机制。一是FRN。Leng和Zhou采用虚拟观察下的金钱博弈任务,考察被试在博弈过程需要观察自己、朋友或陌生人的奖惩方案,结果发现该任务诱发了FRN成分,具体表现为,与观看朋友和陌生人的奖惩方案相比,观看自己奖惩方案时的波幅更大,但朋友和陌生人条件下的波幅则没有显著差异。吴燕、余荣军、周晓林和罗跃嘉在探讨个体知觉自己和他人结果时的神经活动中发现,男性观察自己比观察他人结果时内侧额叶负波幅更大,女性则相反。杨帅、黄希庭、陈有国、傅于玲和刘孟超同样采用虚拟观察下的金钱博弈范式,结果发现自我与他人的心理距离与观察者FRN成分显著相关。二是P300。Leng和Zhou的研究还发现,在自己、朋友和陌生人条件下P300成分的波幅两两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刘耀中、刘敏和彭滨采用金钱博弈任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为亲密朋友决策时的P300成分波幅更大。三是N350。刘耀中、刘敏和彭滨的研究发现,为陌生人决策时引发的N350波幅最大。

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fMRI机制。目前,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fMRI研究还较少,但是可以从以下两条路径寻找自我—他人决策差异激活的脑区。一是经典决策任务激活的脑区。何飞基于Kahneman的前景理论探讨了风险决策中得失框架下决策者风险规避与风险寻求时激活的脑区,结果发现,在受益情境中激活的脑区主要是额叶、中央区和顶叶区域,在损失情境中激活的脑区为额叶和顶叶区域。Bechara使用爱荷华赌博任务发现,背外侧前额皮质损伤病人的决策功能出现明显下降。腹内侧前额皮质受损的病人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的表现也不如正常被试。研究者们使用爱荷华赌博任务对腹内侧前额叶损伤患者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的决策能力受损,并作出很多不利的选择。二是自我—他人在其他任务上差异激活的脑区。Jacques、 Conway、Lowder和Cabeza对自我—他人自我投射差异的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皮质与自我投射有关,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他人推断相关联。Seger、 Stone和Keenan探究了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深层机制,发现旁中央小叶和前侧楔前叶在为自己选择喜爱的食物时被激活,而后侧扣带回和楔前叶在为他人决策时被激活。

尽管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机制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需进一步研究:关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心理机制,目前已有的相关理论各有不同的侧重点,未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未来研究者要系统地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整合型的理论模型;目前直接探讨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脑机制研究还甚少,多是集中于自我决策方面,未来研究者可从自我—他人决策差异的角度探讨产生差异的深层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