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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发布日期:2017-02-23     点击量:666


  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实现其理论创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在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个问题,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扎实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观照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更在于方法论自觉,即在方法论自觉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的学术话语解析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和制度特点,形成中国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经典著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以“方法论自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编译局、上海财经大学、黑龙江大学等国内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以及国内主要报纸、学术刊物的主编、编辑近260位专家,围绕“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原则”、“中外比较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与前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创新”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方法论自觉以问题意识为前提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这意味着,哲学要实现批判、改变现实事物的功能,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和相互作用。因而,忽视现实社会的学术研究,只能被历史所抛弃。正是具有此种现实性品格,学术思想才能始终成为一个时代的灵魂,才能在社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嬗变和完善自身。那么,关注现实是否仅仅流于空泛的观察或无奈的关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问题的提出,不仅是最困难的,也是最迫切的;问题的提出,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为这个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方向;问题的提出,不仅意味着理论把握了现实,而且吹响了理论改变现实的号角。因而,问题意识必须避免一切走向肤浅或天真的浏览式表述,必须突破囿于文本的概念演绎,从实践中抓住现实需要的真问题。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核心,是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的前提。什么可称之为问题?问题不是漂浮在空中的主观认定或概念推演,其来源只能有一个——现实的矛盾冲突。意识本身不能作为现实判断的根据或支撑,恰恰不同的是,意识是来自于客观现实的、由“苦恼的物质利益”所产生,因而只能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逻辑关系中去寻求理解。揭开神秘的面纱,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现实存在来理解世界的时候,一切玄虚的学术体系都能找到本源的可理解的现实土壤。由是,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去“制造”问题,那么所面对的就只能是伪问题或者空洞的问题。

  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自觉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时代精神主题化”。二战结束之后,人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跃迁,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重要阶段。相比“资产阶级时代”所实现的转变——从“人对人的依附性”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我们的时代”不仅实现了“量的扩张”,更为显著的是时代鲜明的“质的飞跃”。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的第一生产力,“信息化”代替了传统的生产劳动资料;随着新科技、新工艺代替自然资源成为国际分工的基础,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正式开启;随着“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国际关系由“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进入了既斗争又合作的多极国际关系;随着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方式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时代性鲜明的挑战——“让……存在”。这不仅威胁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即水、空气、植物、动物、文明等,还关乎人类自身的存在。因此,“让……存在”不仅是“容许”,达到其存在的程度,还需要“保护”,形成让其存在的自觉。

  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人类具有了既能够自我“毁灭”也能够自我“拯救”的能力。这种两极分化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判断,使其陷入了“非历史”或“超历史”两极对立的深渊,只是抓住“好”或“坏”的某一方面以“辩证词句”阐释历史的现实与未来。

  这种单向地将“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而且,现实所趋向的不是那种极端分化的思想,必然是根植于现实且超越现实的,可以称之为“理想”的思想。要将“理想”的思想付诸现实,就必须变革当前存在的现实,使之从“让……存在”达到“使……存在”。这就需要以革命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洞察“我们的时代”,使“理想”的思想变成一种物质力量,成为现实的批判武器,推进时代的变革。对此作者认为,“我们的时代”之人类文明最需要形成的基本哲学理念即是“人之自主于行知进退之间”。其一是“趋利避害”,不仅需要厘清何为“利”、“害”,还需要从整体与局部、长远与暂时、根本与非根本的维度权衡利弊。其二是“美美与共”,这要求各个国家、民族摒弃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实现和平的可持续发展。其三是“实践创新”,即通过变革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人类文明形态,建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文明理念。其四是形成“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反思时代问题,创建凝练“我们的时代”的哲学理念。因此,哲学要超越非批判的形式主义态度,保持形而上的自觉,实现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保持批判意识的自觉,并且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张雄认为,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焦点在于经济问题,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求。但这绝不仅仅是经济学的任务,而是需要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打破学科界限、开展学科间对话,通过直面当代重大现实问题推进新学科的发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前提。

  (1)今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回到苏联的传统,也不是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目前,国内理论界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虽然做过一定程度的深入研究,但缺乏系统的学理考证。作者认为,需要梳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史,深刻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对象进行理论反思,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追问。它不仅需要充分发挥经济学作为技术性工具的作用,而且需要从政治与哲学的视域把握经济的发展。这样,理论家们就是站在历史进步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去探究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运动。正因如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具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实践变革性,能够推进世界历史的进程。

  (2)通过分析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变革历程,反思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以往所构建的唯物史观是基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线路的分析,突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继承和超越。现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该告别以往教条化的理解,将唯物史观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之下进行阐释。反思现代性,必须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继承其以思辨的方法和思辨的逻辑反思、批判现代性的圆圈式运动,尤其是黑格尔绝对哲学从整体主义精神以及对市民社会的深入研究出发,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因此,推进当代唯物史观的发展,应该回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路向中,弘扬法哲学所具有的“历史哲学价值尺度的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的本体论追问”,以及“深刻的历史特殊性与历史普遍性辩证运动的哲理”。

  (3)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直面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重点开启以政治经济学作为反思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目前哲学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两个相同的问题,即偏重西方文本的阐释;不接地气,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以至于在中国如此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在场。这意味着,尽管进行了多年的系统研究,但是由于没有经历资本和货币化世界的冲击,哲学社会科学未来堪忧。因此,必须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向,推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展。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致力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弘扬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依据新的实践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拯救碎片化、形式化、感觉化的世界。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自觉


  “中国学术的抽象表达,必须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及其时代的生活再出发。”当今我们所面对的是,西方的社会实践道路已经打破了西方学术的中心地位,由此摆脱西方研究路向的依赖并超越决定论,确立自主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和在场为其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引导。因此,学术表达方式的转换与创新,是体现方法论自觉的直接领域。

  北京大学教授丰子义主要从话语体系的自觉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他认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意义重大。话语是思想的镜子,可以反映特定时期的思想状况。不同时期的话语,反映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进路、实际的内容和影响,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发展程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话语体系建设非常重要。

  (1)话题设置非常重要。话语总是围绕话题展开的,不同话题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是不同的。话题实际上也就是问题,问题来自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必须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确提出和把握问题,对于推进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诸多重要理论都是在反思、追问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例如,唯物史观的创立,正是基于追问构建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和结论中存在的不合理。

  (2)讨论内容非常重要,往往反映理论研究的实际内容。从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入手,对这些问题的说明就是理论的创新,从而实现从哲学话语走向话语哲学。他认为,这种转变必须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重大问题的根源,从中发现并提炼出“现象”,并通过与时代的纵向对比,将对“现象”的考察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3)话语的表达方式非常重要。这不是语言形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内容的表述和理解问题,会直接关涉理论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著作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是由于在形成和完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我审查、自我批判克服理论中存在的局限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是,能够正面应对理论界的各种质疑、歪曲,坦然回应理论家的论战。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表述所具有的这些特征,才能使其始终能够直面各种时代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保持理论创造力和革命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提出,当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加强对中国议题的研究,对此要有自己的哲学表达,由此掌握人类思想的话语权。自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就有学者批判其学术性不强,其研究成果甚至经不起学理检验,因而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近年来,通过“文本解读”和“对话研究”,关于西方议题的研究比较多,从马克思文本中寻求议题的研究也比较多。这些虽然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路径,但也造成了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大众和政治割裂的被动局面。其根本缘由就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现实逻辑、新的要求的研究不够,尚未建构起面向中国问题和当代中国发展现实逻辑的研究范式、面向中国问题的概念体系以及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哲学理论。因此,要实现话语建构,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形态”的内在统一,即学术形态、大众形态、政治形态相辅相成。这就要求:首先,专业的研究者们要打破从单一视角阐述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构建一种全新的马克思哲学观,结合结构、整体、生态等路径,形成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框架。其次,专业的研究者们要扩大知识结构,扩宽思维结构,全面了解现实、深入现实。再次,专业的研究者们必须坚持总体性思维,找寻并把握现实中的“总问题”,坚持共同的方法论和根本立场,解决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与建构原则


  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与建构的原则在于,基于现实,面向问题,提出中国的标识性概念和范畴。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出发,提出了多方面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吉林大学教授孙利天认为,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如何使中国的经验、道路实体化。这涉及如何理解“实践”。实践旨在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因而它不是那种片面地指称某种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毋宁说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黑格尔从哲学理论层面出发,将实践理解为对历史或现实中人们活动的理论抽象,是认识的其中一个环节;马克思将实践从解释世界上升到改变世界的层面上,突出“实践作为感性物质活动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现状的变革”。但是,强调“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实践概念的目的性、自觉性,片面强调、扩大其包含的客观性、物质性,只能将人的实践活动贬低为动物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活动要实现改变世界,就必然不能丢失共产主义的理想,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并不是真正的对立,毋宁说后者内在地包含着前者。旧理论体系不可能完成改变世界的目的,也不可能适用改变后的新世界,改变世界需要一个包含着新观念的理论体系,这种新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也是变革人们对世界理解的力量。因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继承、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坚持“艰苦卓绝的精神劳作,去透视和捕捉时代精神的精华”。

  也有学者提出了话语体系的术语问题。学者们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的见解,都包含着新的术语革命,用新的概念代替原有的概念,这标志着新观点的出现。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要提炼标识性的概念和新的表述。这种提炼不是任意的,而是学术探索的结果,可以反映思想变革的时代内涵。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严肃的理论研究工作,应该通过新概念和范畴来引领思想的发展。

  黑龙江大学教授丁立群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创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随着时代变革不断发展、完善的,它是一种开放型的理论体系。创新,意味着要突破拉卡托斯提出的困境,不囿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要关注它的具体应用,即具体结论。创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吸收每一时代的新元素、新视域,而且要融合其他理论中卓有成效的因素。如此,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不断推进,一直保持其理论生命力,处于“时代化”的进程中。时代变革具体体现在。

  其一,不同时代的社会框架和社会基本原则都具有不同的形式,如果继续在新时代中应用原有的框架和原则,则无法阐释、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正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通过分析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适性公式,即“决定—反作用—最终决定”。但是,第二国际的个别思想家却将其极端化,夸大生产劳动的自然性质对社会的作用,忽视了生产劳动的文化性质所具有的影响。他们只看到抽象的公式,没有看到马克思提出这一公式的具体时代状况。当面对文化问题愈加突出、文化作用愈加重要的时代,他们反倒走向完全相反的极端。因而,如果将时代的这种变化置于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会沦落为一个经院哲学问题,一个纯粹的“伪问题”,也就失去了其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必须解决时代性的问题,符合时代的要求。而且,需要将时代问题置于总体性的视域中。一个时代的具体问题并不是杂乱零散、彼此无关的,它们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构成一个整体性的、主次分明的问题体系。

  其二,时代变革会产生新的话语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言:“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一方面,新的话语体系会产生新的概念以及概念的新含义,而且这种革新是质变层面的变化。例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所指”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另一方面,新的话语体系还会推进概念网络的变革进程,同时也会形成新的概念网络。概念网络是概念之间的关系,涉及诸多概念。因此概念网络的变化不仅促使概念形成新的含义,产生新的概念,还会改变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新产生的概念相互关系系统是“诸多概念的创造性新的整合和重建”,由此会形成新的概念关系框架。新时代框架的转换,会建构新的范式与阐释模式,由此实现标识性概念的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在会议总结发言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指出,在探讨方法论自觉方面已经形成了三个重要共识:方法论自觉首先是问题意识自觉;方法论自觉必须实现哲学叙事方式的自觉;方法论自觉必须要有形成中国标识性概念和范畴的自觉。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方法论自觉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现实问题,为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前提。因而,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新,而且推进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前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潇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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