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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短板:中国智库发展路径研判

发布日期:2016-11-09     点击量:896

 智库公益性讲座和重要活动全年分布情况(2015年) 

编者按

  随着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进入黄金期,智库评价工作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多家智库评价机构连续数年发布智库评价报告,对智库建设起到一定的参考与助推作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即将推出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对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特征、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本版摘登其主要观点,供广大读者参考。

  发展特征:从空间、结构、行为和传播等维度考量

  课题组依据对2015年度中国各类智库发展形势的观察与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在空间上,我国智库分布呈现“集聚”和“扩散”两大趋势。“集聚”表现在优质智库持续“北上”,较大比例集中于北京和上海。“扩散”表现在优质智库向沿海和内陆两个方向延伸。

  在结构上,重心向高校和社会智库倾斜。从质的角度看,国家级智库、高校智库水平普遍较高。从量的角度看,高校智库、社会智库明显数量占优。比较2014年数据,我国智库结构的重心逐渐从国家级智库、地方性智库向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转移。

  在行为上,智库凸显积极性与开放性。2015年我国智库举办的公益性讲座是2014年的2倍以上。讲座有国际化趋势,约16%的演讲者来自国外。讲座以每年5月、11月为高峰期,2月、8月为低谷期。2015年1月和12月是国内智库重大活动最多的月份,这一特征与《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印发、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公布两个重要事件的时间点基本吻合。(图表见文末)

  在传播上,智库表现出“上线”与“联媒”的偏好。智库“上线”意识加强,通过微博、微信、开发APP应用,传递智库思想,凸显“互联网+”时代的特色。高校智库和有传播优势的智库(如财经、国际关系、大数据分析和媒体智库)在微博的表现尤佳。智库与媒体合作成为普遍态势,从“联合发布成果”到“共同成立机构”,浅度和深度、临时与长期的合作拓展了智库思想传播的路径。

  存在瓶颈:从人才、分工、渠道、制度等方面观察

  智库人才供给存在阶层失衡和分布失衡。阶层失衡的显性表征是金字塔形的人才体系缺“尖”,拥有扎实理论功底、大局观强、目光敏锐和组织能力较强的一流人才稀少。即便在顶级智库中,领军人才匮乏的问题也较严重。分布失衡体现在机构、地域和专业三个方面。智库精英主要集中在高校、社科院、科研院所这些体制内的智库,地域则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从专业来看,我国智库人才主要来源于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缺乏政策研究的专业知识和学术训练。

  智库分工模糊及考核导向不明。当前国内新成立的一部分智库与其挂靠的科研机构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智库专家实行全交叉兼职。此种应景而生的智库,与原机构分工模糊,自身定位不清,发展前景也不明朗。此外,智库对人才的考核方法尚未达成共识,体制内智库持“论文GDP观”的仍占大多数,智库发展目标与工作考核脱节,“两张皮”现象非常普遍。

  思想与建言渠道不畅。渠道是智库咨政建言的发声通道,也是影响智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对渠道的认知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渠道不是问题,关键是有无思想;一种认为思想是有的,重点是有无渠道。两种声音反映出同一问题,即思想与渠道的衔接不畅。大部分社会智库没有向党委政府提交政策建议的直接渠道,一些智库主要依靠人才的个人影响力,依托朋友圈寻找渠道。此类渠道因稳定性不高,增加了智库发声的风险,不利于智库展开持续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距离权力中心、经济中心较远的智库是“衔接不畅”这一问题的主要反映者。

  决策咨询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尽管各省市、部委已成立了决策咨询委员会,许多地区也制定了“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但制度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第一,专家咨询委员会是行政机关下设机构,决策咨询易被政府主导,专家咨询结果不够客观。第二,有的咨询走过场、摆样子,没有体现程序正当、过程公开。第三,有的重大决策需要专家在很短时间内做出判断,专家无法进行充分论证。第四,有的重大决策缺乏备选方案,专家咨询达不到实质性效果。第五,专家在咨询论证过程中有权无责,责任制度缺失。

  未来发展:五个关注点及改革建议

  新型智库建设是鼓励思想解放、带动思想生产和传播、撬动决策制度改革的良方。我们认为,中国智库发展要关注五点:发展不能过快,不能急功近利,搞运动式大干快上;要在鼓励思想集聚的同时,鼓励思想辐射,保持区域发展的适度均衡;弱化圈层结构对思想供给的负面效应,突破“距离衰减律”法则的制约;既要鼓励智库多样性的存在,又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智库思想的干扰;智库既应聚焦国际关系,也要更多关注民生问题。具体改革措施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引导体制内智库创新机制。通过促进智库资金来源多元化,推进高校、社科院等体制内智库去行政化,赋予智库独立的选才权、用才权,增加智库透明度,鼓励智库向社会发布组织基本信息,财务、课题和成果信息。

  创新智库人才培养和考核模式。建立适合智库发展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考核机制是提升智库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建议依托大学重点学科,建立公共政策专业人才孵化基地,培养既有深厚专业理论知识,又能高效解决问题的跨学科创新人才;促进政府和智库人才流动与共享;实施分类考核:对专家的考核关注研究报告、对策建议、媒体采访、重大会议主持或主题发言等,对运营人员的考核注重服务数量和质量、工作态度等,对智库成果的鉴定鼓励同行评议,邀请国际或国内同行做书面评估、通讯评议。

  形成建言献策的畅通渠道。依托高校、科研院所或智库联盟建立中央、省市重大问题对策建议征集办公室。该办公室为常设机构,通过组织重大问题专家辩论,重大课题“背靠背”研究,建立和运行政策观点征集网络平台等,拓展智库的政策表达渠道,鼓励思想观点的竞争。健全公共政策公示制度、听证制度,让智库更深层次地介入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拓展优质对策建议传播渠道,通过向上报送、向媒体推荐等方式实现智库成果的转化。

  健全公开多元的决策咨询制度。完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论证和评估制度。将专家咨询环节纳入行政程序,构建专家意见的回应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明确专家咨询论证的权责,专家对被采纳的建议和方案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引入重大决策公开辩论机制,鼓励专家学者和智库参与公开辩论,说明决策方案的理由。完善专家咨询系统建设,统筹协调政策研究室、参事室、科技顾问团、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科研院所、高校、学会、民间组织和机构。健全领导干部重大决策问责、终身追究和责任倒查机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开展重大行政决策规范化管理试点。

  深化智库与媒体共生共享机制。推动智库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网站,以及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对智库思想、观点和成果进行传播。促进智库与媒体交流稳定化、制度化,通过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和沟通交流机制,实现信息和渠道共享、人才和渠道整合。丰富智库与媒体的融合形式。鼓励智库与媒体共享共用智慧资源,共同承担项目,进行产品生产、传播,合作开展人才培养。

  提升信息意识和数据处理能力。鼓励智库之间资源共享、信息互联互通,鼓励智库通过数据交流、开放专业数据库获得合理收益。鼓励有条件的智库强化海外情报收集能力。鼓励智库根据学科特长建立“专属数据库”,契合专业优势和国内外重大议题进行信息收集、整理、分类和积累。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分析人才,结合大数据、互联网,开发研究所需的方法和工具,实现分析研究过程的规范化和分析结果的科学化。结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政府加大对非涉密信息公开力度,尽量消除部门间非涉密信息的壁垒,逐步实现政府数据、信息向智库开放。)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11月09日15版  作者:《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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